2019年7月   

◇黃小石

人們對善惡的看法

近來美國阿拉巴馬、密蘇里、路易斯安那州陸續通過嚴格墮胎法案，使得其議題再度掀起對善惡的詮釋。反對墮胎者是以嬰兒的角度，定義該行為屬殺害別人，只因生命是人們不能剝奪的基本人權；贊成者則從母親的「自由」權益作前提，並且更牽扯到母腹中的「嬰兒」，那時候才算是「人」的問題。幾十年間，雙方卻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，彼此爭執不休。事實上，不同的國家，在不同的時候，亦有不同的法律裁決。但合法是不是就等於「善」？到底「善惡」是人為的協議，還是人類內心天良的法則？這是全球的規矩，抑或因地制宜？一個地方的善，是否別處也一定相同？
善惡若是絕對的，卻好像數學定理般，需要人去發現。假如是相對的，則由自己作商權定義，這難免會以自身的利害來做定奪。在一所大學的倫理課內，教授出了一個類似「救生艇倫理」題目考學生，大意是：一條船於大海上遇難將沉，船裡有12個人，而救生艇只能容納6個人，當中被考的學生亦身在此船，除該學生之外，分別有船長、醫生、模範青年、妓女、暴發戶、貪官、病危少女、神父、企業經理、弱智男孩。每位學生可以選5個人上救生艇，其餘的將留在沉船裡淹死。這班學生選出的生還者名單為自己、醫生、船長、妓女、模範青年。從救生艇票數總計，最少學生投票給貪官，而得票最多就是自己，願意「殺身成仁」的人不多。這反映出學生們倫理道德的價值觀，同時也說明人多數有「自利」為善的傾向，成了決定善惡的基本出發點。

有關善惡的倫理學

古典哲學家亞里士多德(Aristotle)討論倫理，是用「幸福」(eudaimonia)概念來詮釋「善」的含義，所以對他而言，人「最大的喜樂」則是他的至善。粗淺的來說，那些使我快樂的事便是「好事」，令我快樂的人就是「好人」。
英國哲學家邊沁(Jeremy Bentham)把這想法推己及人，在他的《道德與立法原則概論》中，提出「效益主義」的概念，故他建議用產生「最多人最大的快樂」，作為「善」的基本定義。善惡變成統計學的結論，而不見得是人性或事物的本質。
善惡若以自己的利害為出發點，這是人類普遍的自然思維；不過個體之間的利益衝突，同樣會自然出現，與不可避免的。一個文明社會是不是能用51票對49票，就可以準確地定義為「善」呢？這顯然是不理想，而且保證會有近半數的人，反對用此方法去決定善惡的標準。其實墮胎相對是較簡單的倫理問題，只要我們能合理地定義，「人」在何時開始存在，然後再同意我們不能蓄意殺人，便可得到合理的協議。可是困難在於到底「人是甚麼」？何謂生命（即活物是甚麼）？至於後者的疑問，美國太空總署到目前仍在研究中，希望有朝一日，當人類可以去別的星系，進行勘查的時候，能分辨是否在那裡找到了生命。
從邊沁的哲學，還導出一些其他的倫理問題，比方所謂「定時炸彈」的倫理窘境：有一暴徒，暗藏一枚強力的定時炸彈，在城內一棟大樓裡，不料被捕，暴徒宣稱炸彈快要爆發。此刻的問題是：政府能不能用一種不道德、不合法的手段（如：酷刑拷問），取得一個非常好、利人救命的結果？雖然它可以有法律的答案，只是沒有善惡倫理的出路，皆因這設想的局面中，「惡」已經先存在。
或許是因著自己的權益，使到我們對「善」方面，常常當局者迷，相反對「惡」會較清楚，亦較有共識；由於「己」具有排他性質，若自己是善的，而別人不能是自己，這樣便會跟對方的善產生衝突；但惡卻屬於「他人」（正如薩特所說的「他人就是地獄」），不一樣的「己」，可以有共同的「他人」，故此不同的「己」，對於「惡」來說，是能夠相容。

《聖經》對善惡的定義

《聖經•約伯記》是最古老的書卷之一，經文記載一個好人–約伯，無辜受到大苦難，反被別人誤會，認為他一定是做了壞事得罪天父，以致落入家破人亡的絕境。他為自己辯論，同時提到一個非常有力的原則：「敬畏主就是智慧；遠離惡便是聰明。」（《約伯記》廿八章28節）這句話真的很有道理：善不是建築在「己」上面，而是在上帝裡，因此人們可以有共同的善；就算是達不到的境界，我們絕不能「善」不見得即是「惡」，既然大家對「惡」比較有共識，就應當遠離惡。要是我們能同意不作惡，人間的苦難也可以減去了。
回到墮胎的議題，我們同意剝奪他人的自由是「惡」，因為任何人當尊重別人的自由權。不過我們也認同剝奪生命是「惡」，大家應該一起來維護生命。這議題爭執的重點，並非人們自由的限度（討論何為「善」），而是如何不作惡（不蓄意殺人）。雙方可以共同研究及努力分析，人的生命甚麼時候開始：大家同意胎兒於何時才算是活（例如他能夠存活在母體的外面），再談胎兒在那時候不是個「胎兒」（比方說一個受精卵），此為科學的議題，是客觀、冷靜，亦是困難的。至於討論何謂是「人」，實在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問題了。《聖經》說：「人算甚麼，祢竟顧念他？」（《詩篇》八章4節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