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12月
作者團隊：雷競業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副教授, 梁永善牧師 基督教銘恩堂創堂牧師, 梁林天慧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講師
顧問團隊：許朝英先生 宣道出版社榮譽社長, 李炳光牧師 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, 吳思源先生 愛百合有限公司牧養總監

在中共剛剛結束的第十九屆人大會議，正式把習近平的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」寫進國家的憲法中，這象徵中共政府一種新的自信和管治理念。有中國評論家說，雖然過去幾位中共領袖人的口號都被寫進憲法中（例如「鄧小平理論」或是「三個代表」等），但這次是自「毛澤東思想」以來第一次再用「思想」這個詞彙，這是否代表中共要再次回到毛澤東時期的個人權威崇拜？雖外人難以肯定中共是否刻意用「思想」、「理論」或「主義」等詞彙去把不同領袖的想法訂下重要性，但從十九大前後的重點介紹，可推想中共是要認真推行這新時代思想。
這「新時代」到底有甚麼含意？當中一個重要環節是「四個全面」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、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及全面從嚴治黨；另一個重點是「四個自信」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、理論自信、制度自信及文化自信。簡而言之，中國現在已經是泱泱大國了，不需要向西方牽頭的所謂「普世價值」賣賬，中國特色是黨國合一，中國的法治是國家按黨所立的法去治國，政府應許人民會有小康生活的幸福，但同時要相信一黨統治是中國必然要走的路，它的治國理念不同西方的多黨政治。中共政府不必為這種政治理念道歉，它起碼可以較西方政治更穩定和有效率；政府有責任要建立一套文化價值觀去支持這種政制，並要把這套文化價值向國際推銷，使中國的制度更有影響力和更穩定。
從這角色看，《國歌法》只是建構這種中央集權文化的一小步。對中共來說，象徵性的行動意義重大，可能會引起多人的和應，帶來社會的不安，所以一定要嚴加懲治，《國歌法》只是一個例子，其他的例子大概會繼續出現。對於一些（多數是年長的）香港人，中國經歷了幾多的苦難和動盪才有今天的成就，為了社會的繁榮安穩而要犧牲部份的言論自由和少數人所謂的人權，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選擇。對於另一批深受現代思潮薰陶的（多數是年青一輩）香港人，《國歌法》是一種極權法，是對人的尊嚴和自由正面的衝擊，象徵著政府強了經濟發達而去抹殺社會中各種不公義的真相；對他們來說，新時代是強權屈理的時代。

公共言論呈兩極化

時至今日，我們理解到大部份事情都在乎觀點與角度，社會呈多元，公共言論更易呈兩極化，觀點和理念是相對性的，以高鐡一地兩檢、國歌法為例，持反對意見者挖空心思去表達反對，而政府也不甘示弱，以API 廣告去表達正方的論點，一時間各有論述，市民容易感到混淆及無奈，就如今天沒有電視節目可以雄霸傳媒界，各種市民均跟著自己的口味為自己選擇，家家戶戶每天一起「煲劇」的日子已不復返。
選擇多了未必能為社會帶來更多喜樂或和諧，反之為人父母者或會關心社會上隱青的人數增加？成長中的少年人更少機會去學習群體生活？環顧四周，就算是普通市民均習慣作低頭族，寧可與手機連結無間也懶得與他人，甚至家人作深入交談，在緊迫的生活節奏及擠迫的居住空間各人可能已作出決定：樂得耳根清淨，保存「思隱」，在僅有的時空中，行使最大的個人自由？

關懷弱小實踐公義

作為重視和諧的東方民族，又為渴望實踐真理、緊隨基督的信徒，面對以上的場景和生活，是否只能獨善其身、少關心社會事務？當我們讀遍新、舊約聖經，便體會上帝關心人倫關係、社會中的弱小，祂也明確地教導信徒群體愛鄰舍、善待寄居的、貧窮人及困苦者。但在複雜的社會處境中，如彼拉多所問：「什麼是真理？」又如一位長輩曾問：「要在人的法庭中體現上帝的義？可能做到嗎？」有時，我們不能期望政府能推行我們追求的公義，我們卻可以在能力範圍內去關懷弱小、實踐公義。
約書亞記五章記載約書亞帶領近百萬以色列民走過曠野，準備揮軍進入應許地迦南，他未進入戰場卻見到一人拿刀站著，他隨即問此人是否屬以色列陣營抑或是跟自己對敵，誰知這人説自己是耶和華軍隊的元帥，約書亞立刻面伏於地，請祂差遣，跟著言聽計從，逐步進行主的吩附，靠主力量拿下耶利哥城！今天，我們的處境可能不比當時簡單，信徒可能分佈在不同的陣營中，各自努力經營，有些可能也求問主的心意……
作為市民，我們除了要為在位者代禱外，也當藉所學到的以專業和經驗貢獻社會，以正義和良知緊守崗位，避免以兩極化的判斷去衡量別人，宜每步跟隨主，求問祂旨意且切實履行，主權既在主手中，我們的判斷既非絕對正確，且適宜以尊重而非自以為義之態度看待其他人（甚至是持相反觀點的人）。我們更值得為本港仍享有言論和各種自由感恩，也慶幸有不少團體在努力監察政府及現存制度，使社會上的權力運作能達至某程度的互相制衡。
時光飛逝，2017年又到了尾聲，面對聖誕和新年將至的今天，生活能否回復平靜？社會上的種種爭議又是否稍為減緩？唯願上主的祝福臨到我們所愛的香港社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