耳聽八方: (江山如「話」) 警權的思考

2017年4月
◇李碧如

最近讀推理小說作家橫山秀夫的《64史上最凶惡綁架撕票事件》,引起很多思考。橫山是日本最擅長寫警察小說的社會派,有人稱他為「平成的松本清張」。

書題的64有什麼玄機?原來是發生在昭和六十四年。那年正是1989年,昭和天皇在當年1月7日駕崩,翌日明仁繼位,改年號為平成。故事就發生在這段期間,於是,一件發生於D縣的綁架撕票慘案,就被淹沒在改朝換代的大新聞中,案件沒有偵破,成了懸案。

作者並沒有把懸案寫得怎樣曲折離奇,也沒有像一般推理小說那樣層層推進逐一解開謎題,反而花了很多筆墨描述日本警察部門間的權鬥。主角三上夾在刑事部和警務部之間,他這個小小的廣報官地位低微,還要窮於應付絕不好惹的傳媒,真正是「豬八戒照鏡子,裏外不是人」。這時候,還要接獲通知:統領全國的警察廳長官,要親自來視察。這次視察,明說是激勵士氣,暗裏卻是高層人事鬥爭。重重的黑幕貫穿全書,叫人看得心驚肉跳。

閱讀時,香港剛好發生七警宣判的連串事件,看到三萬人撐警大集會,看到與會者齊聲爆粗,看到應該最懂法律的律師說什麼「聖人都有錯」,還有人要求特赦。突然間,小說探討的警權問題,一下子都到眼前來。

作者藉書中人如此評論警察犯罪的問題:「既是違法之道,就沒有善的違法之道跟惡的違法之道。」真是擲地有聲。老百姓願意讓警察支取高薪,願意把槍械交給他們,為的是讓警察保護自己,假若有了這一切,還要加上「違法特權」,那就誠如作者所言:「警察一旦放棄維護治安這項任務,就只是暴力裝置而已。」此話豈不是最適時的暮鼓晨鐘?